周秉宜一行走訪中央紅軍村——永安小陶石峰村，向紅軍墓敬獻鮮花。

參觀永安洪田馬洪村紅軍標語博物館。

永安書法家向周秉宜老師贈送書法作品。

有一種精神，從血雨腥風中走來，在歷史的長河里，沉淀為中華兒女無私奉獻的意志；有一種家風，從風云激蕩中突圍，在文化的長廊里，凝聚成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結晶。

對于國家而言，這種紅色精神彌足珍貴；對于家族來說，這種革命家風堪稱瑰寶。12月21日至23日，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宜、侄女婿任長安，在永安市與當地文化工作者一道，觀摩紅色文化遺址，感悟周總理的家風，研討紅色精神傳承。

周秉宜到訪的緣由

周秉宜是周恩來總理胞弟周恩壽的三女兒，現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會常務理事。她的愛人任長安，現為《中國智庫網》顧問。

周秉宜自小跟隨周恩來、鄧穎超夫婦在中南海西花廳生活，前后將近20年。如今，她主要在家中潛心研究周家家族史和周總理對“封建家庭”的革命實踐，除必要的實地考察、調研外，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。此次，應永安市燕城愛心協會會長萬曲的邀約，她和愛人一起來到永安市，講述周總理的家風，考察、調研紅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。

據萬曲介紹，周總理的生母名叫萬冬兒，祖籍是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縣向塘鎮合熂村，而萬曲也出生在合熂村。許多年前，合熂村的萬家人，為了修族譜，找到了定居于江蘇省揚州市的萬競成，并從他珍藏的族譜上得知，周總理竟是萬競成的表哥。2015年8月，周秉宜和愛人任長安一起到合熂村的萬氏宗祠祭祖時，結識了萬曲。

周秉宜從萬曲那里得知，2005年5月15日，永安市燕城愛心協會成立，10多年來，持續開展助殘助老、助學助病、愛心支教、美化環境、捐書捐衣等志愿服務活動，使困難群眾真切感受到民間普通人群的關愛，緩解了痛苦和壓力，重拾起生活的信心。在周秉宜看來，這種文明善舉，正是對紅色文化中無私奉獻精神的一種詮釋，是契合新時代下紅色精神傳承的具體行動。

周恩來與三明之緣

周總理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。

在三明這塊紅土地上，也留下了周恩來的戰斗足跡。1932年10月，為粉碎國民黨軍的第四次“圍剿”，紅一方面軍發起建黎泰戰役，連克建寧、黎川、泰寧3座縣城，10月18日，紅軍攻克建寧，周恩來、朱德、王稼祥率紅軍總司令部、總政治部、中革軍委進駐建寧，周恩來、王稼祥率總政治部駐在建寧縣城縣衙小白樓辦公，樓上東側前部大間為周恩來的辦公室兼臥室。12月底前往黎川。1933年7月中旬，周恩來、朱德由江西重返建寧，指揮東方軍在寧清歸作戰，8月18日，到泰寧指揮東方軍在將樂、沙縣、順昌等地作戰。10月還在泰寧倡導開展城市“清潔衛生周”運動，帶領總部工作人員、紅軍醫院的醫生、護士及城區群眾共數百人上街打掃街道，疏通溝渠。11月，在建寧主持召開部分紅軍領導干部政治工作會議，并與葉劍英、彭德懷、楊尚昆、張純清、劉伯堅、李克農、滕代遠、袁國平合影留念。12月12日，閩贛省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建寧文廟召開，周恩來為大會作政治報告。1934年1月4日，周恩來回到瑞金。

綜合永安市地方黨史研究者的觀點，關于周總理與“永安”的緣份，現今大致有三種說法。

第一種是和“永安”之名的緣份。據史料記載，1931年4月下旬，由于中共黨內負責情報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后叛變，導致黨的中央機關面臨巨大災難。這年5月的一天夜里，周恩來、鄧穎超夫婦緊急撤到上海市虹口區四川北路1953弄的永安里44號避難。2014年，永安里44號，作為周總理在滬早期革命活動舊址，被確定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。而在永安里這條弄堂內，還有一處住所，曾是中共六大后中央秘書處文書科設立的一個文件閱讀處，周恩來、李立三、項英、彭湃等人，都曾到那兒閱讀文件，指導工作。

第二種是和“永安”之地的緣份。1934年7月15日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、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，聯合發布了《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》，除毛澤東、朱德外，時任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恩來、王稼穡（即王稼祥）也具名簽發了這份宣言。據《永安革命斗爭回憶錄》的記載，1934年7月間，為落實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，紅九軍團為護送紅七軍團“北上抗日先遣隊”過閩江，曾途經永安城周邊的幾個鄉鎮。

第三種是和“永安”之人的緣份。位于永安市洪田鎮馬洪村的逢源堂，最早是廖氏祖屋，1934年8月，紅十五師（少共國際師）進入永安洪田，將師指揮部設于此?，F今，這里還完好地保存著200多條紅軍的標語、漫畫。其中，在逢源堂正門內的大廳右側墻壁上，還留有一條“共產黨十大政綱”的宣傳標語。這“十大政綱”是在中共六大上通過的。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，周恩來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，為貫徹落實中共六大會議精神,做了大量工作。而那條保存下來的紅軍標語，則是紅軍在當地宣傳貫徹中共六大會議精神的真實寫照。在那個時代，為保留下這些紅軍標語，當地群眾付出了很大代價。

革命家風歷久彌新

在與永安市文化工作者座談時，周秉宜深情回顧了在周總理身邊的生活，與大家一同感悟周總理的革命家風。

“總理對我的教育，就是要讓我做一個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?！敝鼙苏f，周總理不光對她是這么要求的，對所有周家人都是這樣要求的。周秉宜還記得，周總理曾對她說過這樣的話：“我們周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，封建家庭有很多壞東西，而我就是要帶領你們投身無產階級，走一條革命的道路”。也正因此，“總理要求我們老老實實做個普通百姓，所以周家人打小就沒有所謂干部子弟的優越感，從來就沒有。”周秉宜說。

“從記事開始，諸如‘你們小孩子沒有為人民做過貢獻，沒有資格坐公家的車’之類的教誨就不絕于耳，總理和七媽自然是關愛我們的，但這份愛，也是嚴格的?！敝鼙苏f，在西花廳生活的孩子們，必須守規矩。主要的規矩有：不能喧鬧，必須保持絕對安靜；周總理和秘書們的辦公室不能隨便進，不能享有領導干部子女特殊待遇；不該看的不看，不該問的不問，不該說的不說。

西花廳的保密規定十分嚴格，對待小孩也不放松。周秉宜回憶，一天晚上她正和伯母在客廳聊天。這時，周總理的保健醫生進來，請鄧穎超審看總理的保健食譜。鄧穎超馬上停止了同周秉宜的談話，并請醫生到她書房去談。后來，周秉宜才知道，一般周總理的餐飯都是西花廳的廚房來做，保健醫生開具食譜，多半與周總理的身體微恙有關，而那是絕對需要保密的。

周秉宜說：“作為孩子，最大的‘特權’就是，在我七媽（鄧穎超）的允許下，可以走到總理辦公室的門口，給他遞個紙條，提醒他休息片刻?！卑粗芸偫淼囊幎?，家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學，就不能再在西花廳吃飯，必須去吃大食堂。周秉宜記得，她上小學的那年9月，總理的衛士長發給她一個搪瓷缸、一把勺子，給了她兩毛錢，讓她和哥哥一起到國務院第三大食堂打飯吃。從那以后，除了家里來了重要的客人外，無論刮風下雨，她都是到大食堂打飯吃。

“放學后，有空的衛士叔叔，會租一輛三輪自行車來接我們，租金是由‘七媽’支付的。要是沒人接，我們就自己坐公交車回家。偶爾，我們還會花上幾個小時，走路回家，把省下的錢，用來買糖吃。”周秉宜笑著說，“周總理從不干涉他人的決定，他只給人講清楚道理，然后讓人自己選擇，所以我從小就養成了自主選擇的習慣。”

據周秉宜回憶，1964年，周總理專門以開會的形式，跟周家第二代年青人講家史。在教育子侄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上，周恩來首先念念不忘的是要孩子們扎根基層，去做工人、農民，去當兵，做一個普通勞動者。當國家需要的時候，他們還要積極響應國家的召喚，起模范帶頭作用。果然，在周總理夫婦的動員下，子侄們紛紛投身農村、軍營和工廠，為國家發展、社會主義建設貢獻青春和汗水。

家風建設，要見紅色精神

此行，周秉宜與愛人任長安，先后到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村、洪田鎮馬洪村，考察了紅色文化遺址的保護工作。

在小陶鎮石峰村，他們走訪了小陶戰斗遺址紅軍紀念亭、北上抗日先遣隊石峰村駐扎點瓦窯頭厝、石峰紀念館等地，被當地人對紅色文化遺址的保護行為所感動。周秉宜還在石峰紀念館大廳的留言簿上寫下了“永遠的紅軍”的簽名。

在洪田鎮馬洪村，他們參觀了中央紅軍標語博物館。這里主要依托少共國際師指揮部舊址“逢源堂”和紅軍醫院舊址“作求堂”內原有的紅軍標語的基礎上，設置了8個展廳、7個主題來進行布展，生動地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紅軍的革命綱領，以及同人民群眾割舍不斷的血脈情感。

周秉宜說：“保護紅色文化遺址，可以讓后人接受紅色精神的教育，同時再把這種紅色精神的教育，貫穿到我們的家風建設中，就能讓這種寶貴的紅色精神代代相傳。”（記者 彭峰 三明日報永安記者站 魏興谷 文/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