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進泉州市鯉城區水門巷，一塊刻著“泉州市舶司遺址”字樣的石碑佇立在原址改建的水仙宮墻角。東南網記者 林婕 攝

東南網6月18日訊（本網記者 林婕 林杰）海絲千年城，魅力古海關。走進泉州市鯉城區水門巷，一塊刻著“泉州市舶司遺址”字樣的石碑佇立在原址改建的水仙宮墻角，這處看似其貌不揚的遺址，是我國現存的唯一的一處古海關遺址——市舶司遺址。

據史料記載，為了適應不斷發展的海外貿易需求，唐朝以來，曾有廣州、杭州、明州（今寧波）等地設有市舶使，為市舶司前身。市舶司作為掌管涉外船舶、貿易及其征稅和接待使者的機構，其基本功能類似于今天的海關。泉州市舶司則設立于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，作為古代的“海關”，見證了泉州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貿易之繁榮。

這處看似其貌不揚的遺址，是我國現存的唯一的一處古海關遺址。東南網記者 林婕 攝

見證“東方第一大港”

一個市舶司，一段非凡的泉州海外交通史，它見證了泉州曾經的開放和包容。

唐宋以來，隨著泉州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，泉州港的海上貿易發展神速，逐漸進入“東方第一大港”的鼎盛時期。特別是宋元明三代對海外貿易實行嚴格管理，國內外商人從泉州港出海或登陸，必須先赴市舶司登記，凡從海外運貨抵港，先經市舶司抽分博買，否則沒收船貨并治罪。當時與泉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曾達到100多個。

據古市舶司文史室內史料記載，招徠外商是市舶司的職責之一，其結果是數以萬計來自亞洲、非洲、歐洲的各國商人、傳教士、使者、旅行家、貴族和平民紛至沓來。他們從這個城市獲得豐厚的商業利益，留下了各自的宗教文化，伊斯蘭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、摩尼教、猶太教等世界幾大宗教幾乎都在這時傳入泉州。他們和平相處，互相交融，其祥和場景，是古泉州故事中最精彩、動人之處。

市舶司的設置，規范了海外貿易，促進了泉州進出口貿易的繁榮，推動各行各業的興盛發展，其中以“造船業”“紡織業”“制瓷業”為最。據史料記載，1974年在后渚港發掘的宋代海船見證了泉州造船業的發達；隨著海外貿易市場的擴大，泉州的紡織業發展，趙汝適在《諸蕃志》中載，泉州的紡織品已遠銷東南亞諸國及坦桑尼亞；而宋元時期出現的磁灶窯、德化窯、安溪窯、東門窯、南安窯等著名民窯，將泉州的陶瓷產品遠銷世界各地。宋代李邴曾在《詠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貿易》中如此描繪泉州：“蒼官影里三洲路，漲海聲中萬國商。”元朝時期，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的馬可·波羅曾寫下：“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，大批商人云集，貨物堆積如山，的確難以想象”。

水仙宮內設立了古市舶司文史室，通過文字與圖片資料講述泉州專設市舶的歷史。東南網記者 林婕 攝

歷經三個朝代續存385年

盡管歷史已成昨日，但這段輝煌的歷史如今在泉州這片沃土上依舊有跡可循。

水關、鵲鳥橋、舶司庫巷……圍繞市舶司的背后，當年的各種“配套”應運而生。位于市舶司附近的水關后有石閘門，其長石槽尚存。水關上的城墻，1956年拆除，而橋北的鵲鳥橋至今尚存。原六板橋已改成水泥橋，橋旁濠溝尚存一、二巨大石欄桿。

閩南文化研究者洪泓介紹，宋至明時，遠洋商船的人員，其貨物往來，可通過小船，沿晉江、破腹溝、水關，濠溝直達市舶司報關。“市舶司及水關是泉州港的重要遺址，亦是泉州港繁榮的歷史見證之一。”

在張惠評、許曉松著作的《泉州海絲史話》里提及，在水仙宮東面，過洪厝山，有一條巷可通大街，名叫“白絲庫巷”，位于今馬坂巷與水門巷之間。該巷距離市舶司衙門遺址不遠。泉州方言“舶”與“白”“司”與“絲”同音，故后人又將它寫作“舶司庫巷”，認為是古代市舶司的倉庫遺址。

走進今天的市舶司倉庫遺址，長長的石板巷子，經過歲月和風雨的打磨，依稀可見當年的輝煌，歷史韻味十足。據道光《晉江縣志》記：福建市舶司尚續到明朝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，續存385年后才遷往福州。“市舶司遷榕城后，司荒廢，后漸為民居，現僅存遺址。”沿著舶司庫巷口深入，小巷盡頭，是一處處名人故居，故居內仍有住人，護厝的水井也仍在使用。

如今，廣州、明州、杭州的市舶司遺址俱已湮沒，泉州市舶司遺址成了我國唯一保存下來的古海關遺址。《泉州府志》載：“市舶提舉司在府治南水仙門內”“鵲鳥橋水關北沿水道六十米有水仙宮”。水仙宮內設立了古市舶司文史室，通過文字與圖片資料講述泉州專設市舶的歷史，吸引了大量來自日本、美國、緬甸的文史研究者，以及國內高校師生來參訪學習。

橋北的鵲鳥橋至今尚存。東南網記者 林婕 攝